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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導向視域下的未成年人犯罪原因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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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泰山藍天律師事務所  郭桂林  穆瀟

    摘  要:近些年來,因受自身心理、生理和外部社會環境等多重因素的影響,未成年人的犯罪率逐年遞增,已經成為當前世界各國共同面臨的新課題。在未成年人社會化的過程中,不同價值觀念的引導會對未成年人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加強對未成年人犯罪的懲治和預防工作,不僅有益于未成年人切身利益的保護,而且也關系到社會穩定的大局。

    關鍵詞:社會思潮;價值導向;未成年人社會化;司法運行

    在世界范圍內,未成年人的犯罪問題一直備受犯罪學(Criminology)、刑罰學(Penology)、社會學(Sociology)、心理學(Psychology)等社會各界所關注。然而,雖然不同的學說對該問題進行了充分的論證、提出了較為詳盡的解決對策,但未成年人犯罪率不降反增的“怪現象”仍然困擾著世界各國[1]。本文在總結前人觀點的基礎上,認為當前不正當社會思潮的錯誤引導、學校家庭的嚴重失職和司法運行過程中中司法機關對其所承擔責任的誤解和缺失是導致未成年人犯罪以及犯罪預防體系(Crime Prevention System)失靈的主要原因。

    一、當前不正當的社會思潮對未成年人社會化的影響

    對于中國經濟曠日持久的飛速發展,我們必須辯證看待。一方面,發展成果直接提高了人們的生活、醫療、衛生和教育條件;而另一方面,當我們駐足回望時,社會風氣已經失去了太多的質樸,孩子們也已經失去了太多原本應有的純真。對此,我們必須看到,隨著城市化(Urbanization)、工業化(Industrialization)、信息化(Informationalization)、網絡化(Networking)進程的不斷推進,家庭結構變得越發不穩固,鄰里關系變得越來越冷漠,“以金錢來衡量成功與榮耀”的思想觀念充斥著我們身邊的大部分人[2]。2011年10月13日,2歲的小悅悅在廣東省佛山市南海黃岐廣佛五金城相繼被兩輛貨車碾壓,但在7分鐘內18名路人都視而不見,漠然而去;隨著以營銷和賺取豪利為目的的電視選秀、婚戀相親節目充斥著各大電視臺,一句“寧愿在寶馬車里哭,也不在自行車上笑”的“至理名言”默默地影響著人們對金錢和婚戀的態度,這些都是經典的佐證。故筆者認為當前不正當的社會思潮是導致未成年人幼小心靈產生裂痕的誘因,是釀成未成年人犯罪的“罪魁禍首”之一。 

    誠如上述所言,林林總總的未成年人違法犯罪案件總是讓我們觸目驚心,也給中國未成年人犯罪預防工作敲響了警鐘。2011年9月17日晚,安徽省合肥市17歲少年陶汝坤因求愛不成產生報復心理,將事先準備的打火機燃油潑在周某身上并點燃,致年僅16歲的花季少女慘遭毀容,并威脅和阻止其報警。另據近幾年國家相關部門的統計顯示,未婚流產人群的數量呈逐年上升趨勢,全國平均每年有近500萬例(該數字僅是官方醫療機構所統計,尚不包括非法行醫的“黑診所”),其中未婚妊娠者越來越集中于青少年人群(大約占50%),每分鐘就會有10名少女實施不安全流產手術[3]。校園暴力事件更是不計其數,廣東省開平市中學生當眾凌辱和惡性虐待一女生的視頻在網上廣為流傳、福建省連江城關初二女生小晶被6名女同學拉進巷子并毆打了近45分鐘、云南省昆明市官渡一中11名男生在課間休息期間將1名女生約到校外而對其進行毆打并兩次將其踹入河中。由于媒體和網絡的迅速普及,已為偏離社會核心價值體系的不正之風提供了大量的傳播載體和途徑。而諸如此類的種種不良現象都無一不影響著社會各群體,特別是對處于樹立正確人生觀、價值觀關鍵時期的未成年人來說就更為深刻。

    美國社會學家伊恩·羅伯遜(Ian Robertson)在其《社會學》(《Sociology》)一書中曾指出:“傳播媒介(Propagation Medium)提供了人們可能絕對不能用別的方法看到的角色模式和生活方式掠影。通過傳媒,兒童知道了許多虛構的人物,雖然這些形象都不真實,但未必就能削弱對他們的影響。”[4]2007年,羅大華教授在對北京市少管所82名在押的青少年罪犯(其中男生60人,女生22人)進行調查后發現,犯盜竊罪的9人,搶劫罪30人,強奸罪13人,故意傷害21人,尋釁滋事罪6人,通過進一步分析可知,財產性犯罪所占比例近50%,性侵犯案件也達16%[5]。這說明當前“畸形化”的財富觀、婚戀觀致使身心尚未成熟、抵御能力極差的未成年人呈現出一種與其年齡和心智完全不符的“病態”,即正是由于我國當前社會發展過程中人們對財富和成功的過于熱衷、“三俗”文化缺乏監管和控制,才使得未成年人產生了偏差行為(Deviant Behavior)。當未成年人沒有能力達到其所追求或預期的目標時就會采取非理性行為。故當前不正當的社會思潮事未成年人犯罪的導火索。

    美國社會學家、結構功能主義(Structural Functionalism)的代表人物默頓(R.K.Robert King Merton)在20世紀20年代,基于美國社會盛行的過分強調成功和財富的浪潮,提出了“結構緊張理論”(Structural Strain Theory)。他認為“結構緊張”是指社會文化所塑造的人們渴望成功的期望值與社會結構所能提供的獲得成功的手段之間產生了一種嚴重失衡的狀態[6]。如果社會整體的價值取向和社會意識形態過于強調金錢和致富,而與此同時社會所能夠提供給人們達到期望或預期財富的機會不均等,此時社會就處于一種“結構緊張”的狀態。如果用合法手段實現這些目的的努力受到阻礙,人們就可能會嘗試采取各種非理性或者非法的方法。社會中的某些群體由于缺乏在廣泛的社會中獲得財富或者其他目的的能力,因而會把自己的努力方向轉向犯罪活動,把犯罪活動作為獲得這些回報的一種有效手段。因此,由于未成年人各自的成長環境、家庭學校教育狀況、心智天賦和可利用的社會資源存有不同,所以在實現其預期目標時就會有所差異,這就極容易將未成年人引向犯罪的深淵。例如當今社會流行的“官二代”、“富二代”等詞匯已不僅僅單純地指代為網絡詞匯,更是一種身份與財富的象征,這種“官二代”扎堆做官、高校里“富二代”集體炫富、遍布各地的“貧二代”在這場“拼爹競賽”中敗下陣來的丑陋現象實在值得人們深思。

    那么在未成年人社會化的過程中,究竟誰應該擔負起抑制未成年人犯罪的責任呢?筆者認為可以從未成年人參與社會化過程的幾個因素來探討該問題。 

    (一)社會學視野下未成年人犯罪性質的界定

    “出禮入刑”的時代早已遠去,未成年人的犯罪問題已不能簡單地適用刑法學中關于犯罪三大基本特征的標準(即嚴重的社會危害性、刑事違法性和應受刑罰處罰性)去評價。從社會學的角度分析,凡是與社會規范相違背、不協調和沖突的行為都可以定義為越軌行為(Deviance),它具體包括違規行為、違法行為和犯罪行為三種[7]。而無論是哪種越軌行為,社會學對其產生原因的論述主要從人在社會化過程中會出現失范這一事實來進行的。所謂失范(Anomie)是指由于個人的早期經歷、社會化過程中的社會背景和動因導致社會失敗的一種現象。那么究竟何為社會化呢?筆者認為,社會化(Socialization)可以從兩個方面加以解讀:一是個人通過學習、接受教育等各種手段,了解和掌握社會知識、基本技能、價值標準和行為規范的過程;二是通過個人積極地介入社會生活、融于特定的社會關系,對已有的社會經驗和思想觀念進行再生產和再創造的過程。

    由上述對社會化含義的分析可知,未成年人在社會化的過程中同樣會通過自身學習、接受教化和身邊各群體的影響,形成自己的價值觀或者表現出其他在社會中較為有影響力的價值取向,并且能夠對特定社會狀態下的思潮進行內化,從而表現出相應的時代特征。因此,如果當某種價值觀具有普適性(Universality)或者被各大新聞媒體廣泛宣傳的時候,相應地在某一類群體中就會呈現出該種價值觀外在表現出的相關特性[8]。而未成年人在社會化的整個過程中,由于身心發育不成熟、對外界不確定因素的抵御能力以及自身的防御能力相對較差,所以社會上某些不正當社會思潮的外在特征往往就會首先為未成年人群體所盲目接受。概括起來,其所接受或者學習的思想觀念主要有三個方面:第一,家庭導向;第二,教師、同齡群體和自我的導向;第三,直接或者間接的社會導向。

   (二)未成年人社會化與行為導向

    1.未成年人社會化過程中的家庭導向

    家庭在未成年人早期社會化過程中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如羅伯遜所言:“家庭之所以重要,原因之一是在關鍵性的生命早期階段,由父母來負責兒童的社會化。未成年人正是在家庭中建立起了最初的、親密的感情聯系,并開始將文化規范和價值標準內化。”[9]處于青少年時期的未成年人接觸最多的便是父母,故父母往往會成為子女心中的偶像或者行動的“標桿”,即家長對人、對事的態度都會直接影響到子女,一旦父母受到不正當社會風氣的影響,其價值判斷和趨向就會潛移默化地被復制到未成年人的身上。例如當社會過度強調成功、財富或者性自由時,父母的行為就會灌輸給子女,從而子女就會表現出種種形態。筆者認為,這也許就是為什么單親家庭子女、父母有犯罪前科的未成年人會在所有未成年人犯罪人群中占據相當大比例的直接原因。因此,未成年人的犯罪預防工作應從家庭入手,即在未成年人社會化的關鍵時期,父母應該具備正確對待社會事物的能力以及培養子女抵御不良社會風氣的意識。

    2.未成年人社會化過程中的教師、同齡群體和自我導向

    隨著未成年人融入校園生活以后,其接觸時間最長、身邊出現頻率最高的人變成了老師和同學。因此,在該社會化階段,老師和同學的作用逐漸超越了家長。我國社會學家曾指出,隨著未成年人生理和思想的成熟,其心智開始尋求突破對家庭的依賴,轉向學習獨立和自我認知,通過與周圍同學比較后,會形成自己的價值標準[10]。具體表現為:未成年人開始用社會上流行的審美尺度來衡量和感知自己的外貌,開始注意到自己和他人精神世界和個性品質的差異,逐步建立起自己對周圍事物獨特的評價體系。但我們也必須注意到,同齡群體所形成的幫派或者小群體意識對未成年人往往會有較大的影響。筆者認為,這就是我國當前未成年人犯罪呈現出犯罪團伙性趨勢的一個重要原因。 

    從2008年底開始,以北京師范大學張遠煌教授領銜的未成年人犯罪問題研究課題組分別在京、鄂、黔三省的少管所進行了抽樣問卷調查。本次調查采取系統抽樣法(Systematic Sampling),在每個未成年犯管教所隨機抽取了30%的男性在押人員作為調查對象,共實際發放1000份問卷,回收983份,其中有效問卷966份。通過統計發現,當前未成年人犯罪中團伙犯罪問題特別突出,其比例高達75%[11]。通過分析,筆者認為其原因是:當未成年群體在日常語言和行動的交流過程中,其價值觀念也會彼此進行傳輸。在未成年人開始形成自我認知的重要時期,如果受到不良因素的影響,那么在其今后社會化過程中必然會具有相關的反應,正所謂在未成年人逐漸形成自我導向的過程中,同齡群體的影響達到了最高峰。但由于未成年人身心的特殊性,如何進行社會價值觀念的取舍對其來說會是一件十分復雜和繁重的任務。那么,誰應擔負起保護未成年不受或者少受不良影響的重任呢?筆者認為,如果不能通過未成年人自身進行預防,那么應從根源上整頓、從源頭上阻斷。

    3.未成年社會化過程中直接或者間接的社會導向

    社會對未成年人的影響貫穿于未成年人社會化的全過程,包括未成年人主動參與接收的直接社會導向(Direct Social Orientation)和被動參與接收的間接社會導向(Indirect Social Orientation),后者主要涵蓋前文所述的家庭導向、教師導向和同齡群體導向等。這反映了未成年群體自身在社會化過程中不僅僅是一個被動學習者,更扮演著主動參與者的角色。

    社會作為各種價值觀的傳播體,其在未成年人犯罪預防過程中并非虛擬的、抽象的,因此應該承擔起未成年人社會化失敗的責任。然而由于文化是價值觀的淵源和載體,文化的擴散需要通過各種媒介來實現,因此在其傳播過程中進行合理的監管和控制,防止不良思想的滲透是解決和預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前提和關鍵。只有整頓社會的不正之風,切斷不良思想的傳播途徑,阻斷不良文化的輻射范圍,才能在未成年人犯罪預防工作中收到實效。

    因此,在未成年人犯罪陷入一種循環往復狀況、道德危機已經凸顯的當下,我們應清楚地認識到,未成年人行為方式和價值觀念的養成并非先天遺傳的,而是后天習得的,所以尋找到未成年群體學習的對象和影響其價值觀念的來源并且將不良的或者不利于其成長的信息予以革除,是解決當前我國未成年人犯罪的一個重要途徑。

    二、家庭、學校對未成年人教育和保護的不適當、不適時

    費孝通先生曾在《鄉土中國》一書中對我國的社會關系做了這樣恰當的比喻:“中國傳統社會關系就好像是把一塊石頭丟在水面上所發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紋,每個人都是他社會影響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紋所推及的就發生聯系。”[12]相應地,在中國傳統家庭之中,子女是層層波紋的中心,而家人、老師和同齡群體則為其所輻射出的層層波紋。因為家長和學校是未成年群體活動的主要參與者,對于未成年人的日常表現,他們最有發言權。然而,家長和學校對未成年人的各類行為并非均單純地予以接受,而是會進行主觀的評價:當未成年人的表現上佳時,他們會給予褒獎;當出現越軌行為時,其所做出的判斷將會賦予該未成年人以某一特定的“標簽”,并且該“標簽”具有擴散效應(Diffusion Effect),因此這些評斷結果無論是否適當、適時都將會直接影響到未成年群體的言談舉止。換言之,家長和學校不僅是未成年人樹立正確價值觀和人生觀的引導者,而且也是未成年人利益的保護者和行為的監管者。

    (一)刑事和解制度為家庭對未成年人的過度寵溺提供了“法律依據”

    新修訂的《刑事訴訟法》在第五編特別程序(Special Procedures)中專門規定了刑事和解制度(西方國家稱之為Victim-offender Reconciliation,即VOR)。筆者認為雖然該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刑事當事人的主體地位,有利于更好地保護被害人的權益,緩解了輕微刑事罪犯監禁效果不佳的局面,但另一方面也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父母在其子女犯罪時的過度溺愛提供了“法律上的確認”。

    眾所周知,在中國傳統觀念中,父母是子女天然的“保鏢”,即使其子女的不當行為顯得有些難以理解或者嚴重違反人倫道德時,他們也會據理力爭,偏袒之心油然而生[13]。況且就刑事和解制度本身而言,當事人雙方通過采用訂立“民事”性質協議的方式來解決應該動用刑法予以處罰的犯罪行為,是否有違法律位階之嫌呢?犯罪行為絕不是只要博得被害人及其家屬諒解就可以私了的民事案件,因為其所侵害的不僅僅是受害者的個體利益,更是對整個社會秩序的踐踏,所以刑事和解制度的不當運用極有可能成為家庭對未成年人違法犯罪行為的“庇護制度”,那樣的話不知道在中國今后還會有多少個藥家鑫出現,還會出現多少個仰仗著父母權勢、欺凌他人的“官二代”、“富二代”!

    從此種意義上講,未成年人既是具體個案中犯罪行為的實施者,也是因蒙受家庭溺愛的“受害者”。我們不能僅關注未成年人作為“罪犯”角色時的犯罪預防問題,也應從未成年人可能會受到來自于同性、異性和自身傷害的角度來加以控制。如果我們疏忽了后者,其惡逆的心理極有可能導致新的違法犯罪行為的發生。 

    (二)僵化的教育模式為學校推卸責任提供了“現實依據”

    中國傳統的教育模式一直以來備受各界批判,因為僵化的、“填鴨式”的育人方法早已不適應時代發展之所需,其追求的僅是塑造高分低能的“初級人才”,對未成年人正確價值觀和人生觀的引導和綜合素質的培養卻嚴重忽視,更不可能堅守教育機構在未成年人社會化過程中理應承擔的社會責任[14]。雖然中國始終在尋求教育改革的合理路徑,但在改革過程中我們所看到的卻是越來越多的未成年人失去了應有的天真無邪而誤入歧途。多少年來,我們總是強調,欲將未成年人的犯罪意識消滅在萌芽之中,學校就必須加強法制教育和心理健康評估的力度。因為青少年處于特殊的生理和心理發展周期,其人格具有較強的可塑性,只要教育措施及時得當,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的概率就會大大降低。這一結論已為艾森克人格調查(Eysenck Personality Investigation)和明尼蘇達多相人格測試(MMIP)所證實。

    然而,現實情況卻不甚樂觀。當遇到社會化不成功的未成年人時,學校所表現出來的不耐煩與不負責任會讓接下來的社會化過程變得更加曲折。一旦學校的處理方式不恰當就會引起未成年人非理性的行為,例如被學校開除的未成年人如果沒有得到及時的溝通和疏導,那么其做出更惡劣事情的可能性會大增。

    總之,家庭、學校教育和保護的不適當、不適時已經使未成年人再社會化的過程變得阻力重重。也就是說如果未成年人實施了違法犯罪行為之后,再受到同學、老師和身邊其他人非議和指責的話,就會直接影響到犯罪矯治的效果。根據馬斯諾五大層次需求理論(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的有關內容,要求受到別人的尊重和自己具有內在的自尊心是每一個人在社會存在的需求,未成年人也不例外。由于未成年人對外界議論的理解能力、接受程度和接受之后的處理方式與成年人大相徑庭,所以基于對自尊心的需求,未成年人時常會表現出逆反心理(Negative Mentality)[15]。羅大華教授在長期調研分析中曾指出:“青少年罪犯的個體特征主要表現為:第一,外向好動、情緒波動大,缺乏控制力;第二,易焦慮,對他人的戒備心理很強,不容易與他人建立深厚的友誼;第三,有犯罪思維和很強的暴力傾向,攻擊性強,容易用暴力解決問題。”基于此,當未成年人尋求自尊的心理得不到滿足,加上因身心不成熟而表現出的百般稚嫩時,就極易做出各種越軌行為。并且在未成年人犯罪以后,其自尊心一般不會降低,反而會增加;與此同時,他們對外界的評價也會變得更加敏感。因此,為了預防未成年人犯罪行為的擴大化,家庭和學校有責任去感化、教育和挽救他們,換回其內心應有的良知。

    三、司法機關責任意識的缺失 

    《刑事訴訟法》第266條規定:“對犯罪的未成年人實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堅持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但相比于西方大多數發達國家所采取的教育、感化、挽救與社會防衛相結合的對策而言,中國在未成年人犯罪預防與控制問題上的司法理念無疑是落后的,二者的區別集中體現在司法機關介入時間的長短上[16]。的確,教育、感化和挽救的方針雖然應在司法運作過程中得到貫徹,但筆者認為,未成年人的犯罪預防問題并不是一個短期可以完成的任務,僅停留在案件審理期間是遠遠不夠的,必須將其視為一個長期的、由各個階段組成的社會防衛工作。

    西南政法大學付子堂教授曾指出:“能動司法作為司法機關參與社會管理創新的突破口,為我國青少年犯罪問題提供了重要的法律基礎和工作方向。人民法院只有適應社會需求,不斷進行創新,才能滿足新時期人民群眾的新期待,從而實現案結、事了、人和。”所謂能動司法(Udicial Activism)是指充分發揮司法的主觀能動性,司法機關積極主動地為經濟社會發展服務,為黨和國家大局服務。因此,在法律運作的整個過程中,司法機關必須要有改革與創新的思維和意識。因為法律的制定總是滯后的,這種局限性使法律在某些情況下會產生暫時的缺位。再加上未成年主體的多元化,一旦法律強行介入,就很有可能產生適得其反的效果[17]。具體而言,第一,如果完全依賴于法律、墨守法律所框定的訴訟和審判模式以及懲罰矯正制度,可能致使司法運作與法律所規定的司法理念長期脫離,未成年人的犯罪預防工作也會隨之陷入一種循環往復的狀態。第二,如果完全按照各罪的犯罪構成來定罪量刑,我國當前關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司法理念或許將得不到有效地貫徹落實,處罰畸重或者畸輕也會影響到未成年人的再社會化及其今后的人生規劃和發展。

    最高人民法院原院長肖揚曾將中國現行司法制度存在的問題高度概括為:“審判活動行政化、法官職業大眾化和司法權力地方化。即當審判活動與行政行為掛鉤、各種考核指標接踵而來的時候,將必然形成司法受制于同級政府的局面。如果法院運作所需要的人力、物力和財力都來源于地方黨政機關,那么法院的獨立性就會喪失。”然而,由于在中國犯罪數量的多少、社會治安的好壞與行政官員的政績直接掛鉤,人為控制刑事案件發案率、提高破案率的做法已經習以為常,它所造成的嚴重后果主要表現為司法與行政的關系錯綜復雜、法官綜合素質與知識結構參差不齊等,這些都會影響到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審判工作公正、有序地進行。

    通過對我國未成年人犯罪預防工作的方針、司法能動性和司法獨立三個方面的分析,我們必須高度意識到這樣一個問題,即當法律的直接作用面臨缺位或者虛偽的時候,如何通過良好的司法運行和合理的改革創新來實現未成年人犯罪的有效預防。筆者認為可以從刑事訴訟程序的各個階段入手,做一一考量:

    (一)偵查起訴階段

    新修訂的《刑事訴訟法》對涉及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的偵查活動做出了如下具體規定[18]:第一,由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點的人員承辦;第二,在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時,要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長經歷、犯罪原因和監護教育等情況進行調查、封存。為此,偵查人員必須充分了解未成年人的心智特點和表現,在案件性質未定性之前不得泄露任何與案件相關的信息,以避免給未成年人的生活造成不應有的影響,導致其社會評價降低。

    (二)案件審理階段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審理是一個極其復雜的過程,不僅要考慮到案件的特殊性質,更要注重對未成年人的保護和再犯罪的預防問題。為此,筆者認為應將涉及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審理工作劃分為未成年人預防性司法審理活動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審判活動兩類,采取西方國家(如日本)基于教育、感化、挽救與社會防衛相結合的案件受理范圍,以避免出現因刑事責任年齡不符合犯罪主體要件而不予處罰所帶來的、不能及時矯正未成年人犯罪行為的情況。

    1.未成年人預防性司法審理活動的受案范圍

    應該強調的是未成年人預防性司法審理活動并非審判活動,而是對于非犯罪性行為和虞犯行為的預防性教育活動。所謂非犯罪性行為(Non Criminal Acts)是指不滿十四周歲的未成年人所實施的、符合犯罪構成的、具有社會危害性、應受刑法處罰但因不具備刑事責任能力而免于處罰的觸法行為。所謂虞犯行為(Danger of Crime)是指年滿十四周歲不滿二十周歲實施的、具有重大犯罪危險的不良行為。

    2.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審判活動的受案范圍

    專指我國長期施行的有關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受理的規定,即符合《刑法》第17條規定的行為。筆者試圖區分上述兩種活動是為了阻斷社會不法分子教唆、利用未成年人進行違法犯罪活動含的路徑,將預防性的司法審理活動納入到少年法庭受案范圍之中,以期法官通過長時間的法律教育來喚醒未成年人,而非將責任直接推卸給其監護人的目的。盡管這種做法仍會面臨著例如知悉未成年人犯罪心理的法官的匱乏、機構設置不健全等諸多問題,但我國早已開始了通過設置專門的少年法庭來審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有益嘗試。

    (三)執行期間以及刑滿釋放后的特殊干預

    在未成年人犯罪矯治的整個過程中,執行期間以及刑滿釋放后是一個絕對不容忽視的階段,因為它關系到能否通過對未成年人的心理干預實現對其人生觀和價值觀重塑的成敗問題。新修訂的《刑事訴訟法》第275條規定:“犯罪的時候不滿十八周歲,被判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應當對相關犯罪記錄予以封存。”犯罪記錄封存制度(Criminal Record Storage System)已從立法層次為未成年犯罪群體重新步入社會提供了足夠的可能。所以司法機關應在未成年人被管教期間,應積極地對其進行正確的教育,而非單純地予以關押監守;在刑滿釋放后給予相應的幫助,特別是對社會大眾普遍持有的“一旦犯錯終身犯錯”觀念的合理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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