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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勢群體權利保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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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勢群體權利保護研究

山東泰山藍天律師事務所  王霞

本人榮獲2010山東律師優秀論文評選三等獎

    內容:法律援助制度作為一項重要的司法救濟途徑,以其正當性、穩定性和有效性的特點,在保護弱勢群體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健全法律援助制度,加強對弱勢群體的保護是維護社會穩定,實現可持續和諧發展的重要保證。近幾年,我國的法律援助制度已形成了一套較完整的實踐及理論體系,但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社會結構的急劇轉型,弱勢群體保護問題日益凸現。本文結合國內外現實,對我國構建科學合理的法律援助制度進行了探討。

關鍵詞:  弱勢群體   法律援助     權利保護    

    一、 法律援助制度的弱勢群體保護意旨

   (一)弱勢群體的基本界定

    1、弱勢群體的基本含義

    弱勢群體(social vulnerable group),亦稱社會脆弱群體,主要用來分析社會結構的不協調和社會分配的不合理。理論界對此理解各異,鄭杭生提出:“社會脆弱群體是指憑借自身力量難以維持一般社會生活標準的生活有困難者群體”。陳成文提出社會弱者群體“是一個在社會資源分配上具有經濟利益的貧困性、生活質量的低層次性和承受力的脆弱性的特殊社會群體”。鄧偉志認為:“弱勢群體是指創造財富、聚斂財富能力較弱,就業競爭能力、基本生活能力較差的人群”。可見,不同的歷史階段和社會范疇,對弱勢群體的解釋有所差異,但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普遍認同弱勢群體具有生存能力差、收入低、生活困難、自我救濟能力差等特點。這也就是弱勢群體需要得到國家和社會法律救濟的原因。通過法律援助,使弱勢群體改變自己的生存狀態, 從而有助于其實現從弱勢群體向非弱勢群體的轉變。

    2、弱勢群體的主體構成     

    根據弱勢群體的成因不同,學術界把弱勢群體分為生理性弱勢群體和社會性弱勢群體兩類。生理性弱勢群體源于其生理原因所致,如年齡、疾病等。這類群體很容易引起國家和社會的注意,從而得到必要的幫助;而社會性弱勢群體則基本上是社會原因造成的.如下崗、失業、受排斥等。從我國目前現狀看,弱勢群體主要分為未成年人、老年人、殘疾人、婦女、失業人員、進城務工的農村勞動者、從事農業勞動的農村勞動者七類。由于我國長期實行的城市傾斜政策導致農村發展滯后,進城務工的農村勞動者背井離鄉,從事著城市人不愿從事的工作。法律上有關該群體的權益保護規定不足,幾乎沒有社會保障,在社會地位上也明顯受到歧視。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不發達國家,兒童的生存狀況更為糟糕。在印度,甚至年僅4歲的兒童就得去紡織廠織地毯,每天工作15個小時。在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國,4歲到8歲的男孩常被賣到沙特阿拉伯,而8到10歲的女孩常被迫到妓院當性奴隸。

   

(二)弱勢群體權利保護的必要性

    1、通過法律援助制度保護弱勢群體,是依法治國的本質要求

    幾乎所有發達國家的憲法及憲法性文件都有保護弱勢群體權利的特別規定。如日本憲法規定:一切國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在政治、經濟以及社會的關系中,不得因人種、信仰、性別、社會身份及門第不同而有所差別。一切國民,按照法律規定,都享有按能力同等受教育的權利。一切國民按照法律規定,都負有使其受保護的子女接受普通教育的義務。法治社會是一種以憲法和法律為至高權威來管理的社會,它通過對公共權力的授予和控制,實現對公民人權和基本自由的保障。人權得到最切實的保障,是現代法治社會的一個根本目標,也是它的基本標志之一。1802年英國國會通過了《學徒健康及道德法案》,要求限定學徒的工作時間,成為歷史上第一個保護童工的立法。英國1864年的工廠法規定了工廠的清潔措施,以及通風和危險機器的防護措施。1867年的工廠法則將適用范圍擴大到在生產過程中雇用50人以上的所有工廠的童工、少年工和女工。1878年的工廠和工場法還把雇用童工、少年工和女工的手工業工場和家庭作坊包括在適用范圍內。通過立法(制憲)等方式,將權力授予國家機關以讓其運用國家機器,更好地、更為有效地保障公民的人權和基本自由,以實現社會的公正和公平。而法律援助制度則正是國家運用公權力來矯正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差距,協調社會關系的重要表現。 

    2、通過法律援助制度保護弱勢群體,有助于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

    羅爾斯強調:“財富和權力的不平等,只有在他們最終能對每個人的利益,尤其是對社會地位最不利的社會成員的利益進行補償的情況下才是正義的。 “對社會和經濟不平等的安排應能使這種不平等不但可以合理地指望符合每一個人的利益,而且應與向所有人開放的地位和職務聯系在一起”。當前我國弱勢群體數量龐大,問題復雜,矛盾突出,在一定的條件下,很容易導致矛盾激化。保護弱勢群體的合法權益,務必要考慮到方法手段的正當性,切實為當前經濟發展創造一個良好的社會環境。

    3、通過法律援助制度保護弱勢群體具有實用性和可操作性

    法律援助制度是被國家專門立法所確定的一項法律制度,是一種比較規范的救濟模式。依法維護弱勢群體的合法權益符合我國的法治精神。它要求弱勢群體在難以保護自身合法權益時,應當盡可能地訴諸于法律途徑。同時法律援助制度在我國社會發展的相當長時期內,都會堅決地貫徹執行下去,而且其具體內容也不會像社會政策保護模式一樣出現頻繁變動的情況,且具有較強的實用性和可操作性,同時享有國家力量的強大支持,這是人文關懷模式所不能比擬的。 

    二、弱勢群體法律援助制度建設存在的題                

    法律援助在我國起步較晚,難免存在著許多不完善的地方。1956年10月20 日司法部發布的《律師收費暫行辦法》等文件,規定了律師免費或減費提供法律幫助的范圍。在法治建設方面,我國除頒布實施《法律援助條例》及其意見之外,還增加和修改了許多法律法規,切實保護了弱勢群體的合法權益。但是就總體狀況和面臨的形勢而言,緩解和保護弱勢群體的任務依然十分艱巨。  

   (一)弱勢群體維權劣勢顯著     

    現階段,我國弱勢群體的絕對量龐大,這部分人群除收入水平低、生活貧困這一最明顯的特征外,還存在著文化程度低,訴求法律援助的能力差的特點。在這種情況下,要求他們主動的尋求法律援助來保護自身的權益是不現實的。法律援引制度的被動性不僅僅增加法律援助的困難,也影響了法律援助實效。同時由于弱勢群體普遍社會地位低,合法權益得不到保障,社會對弱勢群體的救助極為有限。如在某些私營企業,工人勞動時間長、強度大,工作環境惡劣,勞動報酬低。一些如搜身,罰跪,毆打等嚴重侵犯工人權益的事件也是時有發生。但是由于缺乏自我保護的能力或意識,缺乏民主參與管理社會公共事務的機會,加之相關制度建設的欠缺,許多人合法權益受到侵害后往往不知道或者無法通過正常渠道進行維權。

   (二)立法指導思想不明確、不統一

    法律援助是國家責任, 而不僅僅是政府責任,但《法律援助條例》只規定為“政府責任” 而非“國家責任”,因而只能由政府立法,而不是人大立法。從而導致法律援助在以現代法制理念為指導、履行國家責任的實踐中, 于法無據, 無法從根本上保障弱勢群體的司法權利。法條用語多屬于原則性的宣示, 關于弱勢群體的權利保護的規定在許多情況下成為只能寫在紙上的不可適用的宣言性規定,可操作性不強。

   (三)法律援助范圍過窄

    各國依據不同標準對法律援助范圍的分類不盡相同, 涵蓋的具體領域存在很大差異。但基本上都將法律援助分為法律援助訴訟和非訴訟法律援助, 前者包括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等, 后者包括公證事務、仲裁、法律咨詢、消費爭議的調解等方面。法律的趨同化就是指不同國家的法律,隨著國際交往日益發展的需要,逐漸相互吸收、相互滲透,從而趨于接近甚至趨于一致的現象。我國法律援助的范圍從立法到實踐呈現出由小逐漸擴大的趨勢,不論在立法上, 還是在實踐中對某些案件仍有很大的側重, 如重罪案件、請求給付贍養費、撫養費、請求支付賠償費的法律事項等。目前法律保護的重點都是城市的老年人、婦女、殘疾人、失業人員、退休人員, 如《未成年人保護法》、《殘疾人保障法》、《老年人權益保護法》、《勞動保險條例》、《失業保險條例》等等,而對需要保護的農村勞動者和進城務工的農民工這一弱勢群體缺乏相應規定, 與法律援助保障普遍性的特征不相符。所以說,要想徹底發揮法律援助制度的弱勢群體保護作用,首先就是要在應對社會危機變化的過程中,調整法律援助對象的范疇,實現弱勢群體寬口徑的保護。

   (四)思想上對弱勢群體的權利保護重視不夠 

    法律援助是政府依法建立的,使公民獲得平等的法律幫助權的司法保障制度,不能片面地把法律援助看成公益事業。從本質上看,法律援助制度是構成國家司法公正體系的重要部分,因此,建立法律援助制度是法制國家的政府對本國公民應盡的義務,而不是施舍。但當前普遍存在的一些錯誤認識,阻礙了我國法律援助發展的進程。比如,認為法律援助是公益事業,應交給社會去辦,政府有錢就辦,錢少少辦,沒錢不辦,甚至與法律援助工作關系密切的相關部門的負責人員都有類似的模糊認識。所以說,法律援助要健康發展,必須首先從根本上改變人們的錯誤觀念。

    三、健全法律援助制度,加強弱勢群體法律保護     

    (一)完善法律援助立法體系 

    1.提高法律援助立法的層次

    《憲法》第45 條規定:“公民在年老、疾病或喪失勞動能力的情況下, 有從國家和社會獲得物質幫助的權利。國家發展為公民享受這些權利所需要的社會保險、社會救濟和醫療衛生事業。國家和社會保障殘廢軍人的生活, 撫恤烈士家屬, 優待軍人家屬。國家和社會幫助安排盲、聾、啞和其它有殘疾的公民的勞動、生活和教育。”第46 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受教育的權利和義務。”第48 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在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社會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權利。”第49條規定:“婚姻、家庭、婦女和兒童受國家的保護。禁止虐待老人、婦女和兒童。”以上4個條文, 分別涉及了對傷殘者、疾病者、老人、婦女、兒童的保護, 體現了憲法對弱勢群體的保護。健全法律援助的立法體系能為法律援助制度的順利推行提供良好的法治環境。從法律援助制度的角度講,我國《憲法》應當就公民獲得法律援助的權利作出明確規定,以最高層次的立法解決法律援助的制度依據問題。     

    就部門法來講,有關法律援助的法律規范首先必須以《憲法》所確定的基本原則為依據,同時也要在立法精神和條文內容上與法律援助的專門法相一致并與之相配套。如在保護社會弱勢群體方面,除專門法需作出規定外,各部門法也應對諸如殘疾人士、下崗失業人群、城鎮貧困人群、部分老齡化人口和未成年人以及少數臨時遭遇災禍的人群等,分別制定有關法律援助的法律規范。如上所述,我國《刑事訴訟法》、《律師法》、《老年人保護法》已經有了這項內容,其他一些相關的部門法如《未成年人保護法》、《殘疾人保護法》、《國家賠償法》以及目前尚未出臺的保護失業工人的法律等,都需要增加或寫入有關法律援助的法律規范。此外,為了適應法律援助國際化的發展趨勢,我國還應當適時地參加、締結有關法律援助的國際條約。      

    2. 盡快出臺與《法律援助條例》相配套的操作性立法    

    對于法律援助的具體工作,如法律援助的機構、資金管理使用、法律服務人員履行法律援助義務、社會組織人員參與法律援助工作、法律援助服務質量監督、落實條例規定的法律責任等都缺乏相關管理辦法。致使《條例》中許多規定都缺乏一個權威的解釋認定,從而給《條例》的施行造成了一定困難。所以司法部應當盡快制定與《條例》相配套的管理辦法, 加強對法律援助機構、資金的使用和監督,組織社會各方力量參與法律援助工作,提高法律援助服務質量和效率,全面規范法律援助工作,與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等有關部門協調,研究制定統一的刑事和民事法律援助工作規范,促進各部門在法律援助工作中的配合與協作。      

   (二)加強法律援助制度自身建設

    1.健全法律援助機構      

    在農村的鄉、鎮,城市的社、區(或街道辦事處)建立法律援助機構,名稱可為“法律援助辦事處”或“法律援助所”。這樣,加之采取屬人原則為主、屬地原則為輔的法律援助管轄,以適應我國的基層政權和組織依法治理工作的要求,以使貧弱群體者及時、就近獲得法律援助。同時還應要加強法律援助機構的規范化建設,清理整頓自收自支、有名無實的法律援助機構,最大限度的利用法律援助資源,確保法律援助機構切實履行工作職責,確立政府在法律援助制度中的監督職能。

    2. 建立完善的法律援助經費來源體制

    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責任, 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應當采取積極措施推動法律援助工作,為法律援助提供財政支持, 保障法律援助事業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    法律援助經費應當專款專用, 接受財政、審計部門的監督。 法律援助是國家對公民應盡的責任和義務,法律援助經費主要應由各級政府財政保障,但同時法律援助也是一項社會公益事業,廣泛募集國內外資金,動員全社會力量參與和支持我國法律援助事業發展,是彌補國家各項財政對法律援助事業投入不足的重要方法和途徑。建立以“政府撥款為主、社會捐贈和行業奉獻為輔”的各種渠道和多種募集方式籌資的法律援助經費來源體制。明確政府向法律援助基金會捐助以保證其資金充足的義務。政府作為資金捐助的法定義務主體,政府應當承擔基金會資金不足的給付責任,在基金會出現支付困難的情況下,政府有義務在預算外給付。基金會委員會制定詳細的法律援助條件時,應該考慮政府的預算能力,因而經濟貧困的標準應該是參照年度指標而變化的,但在經濟發展相對穩定的情況下,法律援助條件應當是確定的。           

    3.進一步提高法律援助隊伍的素質    

    法律援助專職隊伍是我國法律援助的重要力量,在現在的法律援助制度中,政府的法律援助責任與律師的法律援助義務同在。 要加強對法律援助專職隊伍的管理和監督,嚴把進人關,努力提高隊伍的素質和專業化水平。各級法律援助機構要組織社會執業律師、公證員、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履行法律援助義務。要積極支持和引導社會團體和法律院校參與法律援助工作,發揮他們的積極性,壯大法律援助力量。社會團體和法律院校設立法律援助服務組織必須經過司法行政機關審批,業務上要接受政府法律援助機構的指導和監督,并不得從事有償法律服務。要采取措施保證他們提供法律援助服務的質量。

    (三) 借鑒國外先進經驗,加強人文援助力度 

    西方法律援助制度經過了漫長發展,積累了豐富經驗,形成了完整的制度體系。要健全和發展我國的法律援助事業,我們除了要不斷加大對內改革力度,還應該密切關注國外相關制度的發展動態,并積極和國際社會合作,以求盡快建立起有中國特色的弱勢群體權利保護理論體系,為弱勢群體權利保護提供科學的依據與理論指導。如英國根據1949 年《法律援助和咨詢法案》建立的法律援助體制,并不是由政府管理,而是由律師行業組織代表政府管理,大法官負責,根據1988 年《法律援助法案》,設立了法律援助局,并承接了原來律師行業組織的管理權利。 而到了1999年,根據新的《獲得正義法》設立了新的法律援助機構———法律服務委員會,取代了法律援助局的有關工作。法律服務委員會是一個政府機構,但它在一定程度上獨立于政府,因此它更能發揮它的社會功能,更能體現對弱勢群體的人文關懷。

我國政府應該倡導和鼓勵各級工會、婦聯、共青團、各種行業協會、聯合會、慈善機構和宗教團體等社會組織,積極參與到關懷弱勢群體的活動中來,充分發揮社會的力量。還應注意切忌把對弱勢群體的人文關懷懷理解為對他們的憐憫,霍頓·庫利說過,“憐憫常常是廉價的,被憐憫的人往往覺得受到了侮辱,自尊心受到了無情的打擊”。國際社會本位觀念在弱勢群體權利保護的國際合作與各國行動中已越來越受到重視,在有關各國的立法中已有所體現.如,在全球反雛妓運動中,瑞典和比利時通過立法來懲罰出國期間召雛妓的國民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總之,法律援助制度是全社會的問題,是一個國家文明程度的重要體現,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應該引起我們高度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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